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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

2017-12-13 15:05:00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

  老舍先生

  北京東城迺茲府豐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進這座小院,就覺得特別安靜,異常豁亮。這院子似乎經常布滿陽光。院里有兩棵不大的柿子樹(現在大概已經很大了),到處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擺得滿滿的。按季更換,都長得很精神、很滋潤,葉子很綠,花開得很旺。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絜青親自蒔弄的。天氣晴和,他們把這些花一盆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熱汗。刮風下雨,又一盆一盆抬進屋,又是一身熱汗。老舍先生曾說:“花在人養。”老舍先生愛花,真是到了愛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無的了。湯顯祖曾說他的詞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說是“俊得花枝助”。葉淺予曾用白描為老舍先生畫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叢中的藤椅里,微仰著頭,意態悠遠。這張畫不是寫實,意思恰好。

  客人被讓進了北屋當中的客廳,老舍先生就從西邊的一間屋子走出來。這是老舍先生的書房兼臥室。里面陳設很簡單,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習慣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禮的。他的握手是輕輕的,但是很親切。茶已經沏出色了,老舍先生執壺為客人倒茶。據我的印象,老舍先生總是自己給客人倒茶的。老舍先生愛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釅。他曾告訴我,到莫斯科去開會,旅館里倒是為他特備了一只暖壺。可是他沏了茶,剛喝了幾口,一轉眼,服務員就給倒了。“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有時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請客人稍候,你也不會覺得悶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聞到一陣一陣香白杏的甜香味兒。一大盤香白杏放在條案上,那是專門為了聞香而擺設的。你還可以站起來看看西壁上掛的畫。

  老舍先生藏畫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齊白石的畫可謂“絕品”。壁上所掛的畫是時常更換的。掛的時間較久的,是白石老人應老舍點題而畫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過的“蛙聲十里出山泉”。“蛙聲”如何畫?白石老人只畫了一脈活潑的流泉,兩旁是烏黑的石崖,畫的下端畫了幾只擺尾的蝌蚪。畫剛剛裱起來時,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對白石老人的設想贊嘆不止。

  老舍先生極其愛重齊白石,談起來總是充滿感情。我所知道的一點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從老舍先生那里聽來的。老舍先生談這四幅里原來點的題有一句是蘇曼殊的詩(是哪一句我忘記了),要求畫卷心的芭蕉。老人躊躇了很久,終于沒有應命,因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還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畫。老舍先生說:“老人是認真的。”老舍先生談起過,有一次要拍齊白石的畫的電影,想要他拿出幾張得意的畫來,老人說:“沒有!”后來由他的學生再三說服動員,他才從畫案的隙縫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畫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著好幾層報紙,寫著四個大字:“此是廢紙。”打開一看,都是驚人的杰作——就是后來紀錄片里所拍攝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飯的米都是老人親自量,用一個香煙罐頭。“一下、兩下、三下……行了!”——“再添一點,再添一點!”——“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來住,這么大歲數了,不要再操心這樣的家庭瑣事。老舍先生知道了,給攔了,說:“別!他這么著慣了。不叫他干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見表現了他對人的理解,對一個人生活習慣的尊重,同時也表現了對白石老人真正的關懷。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來訪的客人不斷。作家,畫家,戲曲、曲藝演員……老舍先生都是以禮相待,談得很投機。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聯的同人約到家里聚兩次。一次是菊花開的時候,賞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記得是臘月二十三。酒菜豐盛,而有特點。酒是“敞開供應”,汾酒、竹葉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鄭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說是毛主席送來的,讓大家都喝一點。菜是老舍先生親自點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嘗嘗地道的北京風味。我記得有一次有一瓷缽芝麻醬燉黃花魚。這道菜我從未吃過,以后也再沒有吃過。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過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訂了兩大盒“盒子菜”。直徑三尺許的朱紅扁圓漆盒,里面分開若干格,裝的不過是火腿、臘鴨、小肚、口條之類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來了,老舍先生舉起筷子:“來來來!這才是真正的好東西!”

  老舍先生對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愛護。當時市文聯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檔案,也從不找人“個別談話”,只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人的水平和才氣,那是比看檔案要準確得多的。老舍先生愛才,對有才華的青年,常常在各種場合稱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而且所用的語言在有些人聽起來是有點過甚其詞,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種慣說模棱兩可、含糊其詞、溫吞水一樣的官話的人。我在市文聯幾年,始終感到領導我們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們的關系是前輩與后輩的關系,不是上下級關系。老舍先生這樣“作家領導”的作風在市文聯留下很好的影響,大家都平等相處,開誠布公,說話很少顧慮,都有點書生氣,書卷氣。他的這種領導風格,正是我們今天很多文化單位的領導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聯的主席,自然也要處理一些“公務”,看文件,開會,做報告(也是由別人起草的),但是作為一個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負責人,他常常想著一些別人沒有想到或想不到的問題。

  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藝人,他們沿街賣藝,有時還兼帶算命,生活很苦。他們的“玩意兒”和睜眼的藝人不全一樣。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藝人熟識,提議把這些盲藝人組織起來,使他們的生活有出路,別讓他們的“玩意兒”絕了。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視,他把盲藝人請到市文聯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親自主持,做了介紹,還特煩兩位老藝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當皮箱》。這是一個喜劇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個人物是當鋪的掌柜,說山西話;有一牌子叫“鸚哥調”,句尾和聲用喉舌做出有點像母豬拱食的聲音,很特別,很逗。這個段子和這個牌子,是睜眼藝人沒有的。老舍先生那天顯得很興奮。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作法事和別的廟里的不一樣,演奏音樂。他們演奏的樂調不同凡響,很古。所用樂譜別人不能識,記譜的符號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筆道。樂器倒也和現在常見的差不多,但主要的樂器卻是管。據說這是唐代的“燕樂”。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經各謀生計了,但還能集攏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們請來,演奏了一次。音樂界的同志對這堂活著的古樂都很感興趣。老舍先生為此也感到很興奮。

  《當皮箱》和“燕樂”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老舍先生是歷屆北京市人民代表。當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說話,以前人民代表大會的文件匯編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來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決芝麻醬的供應問題。那一年北京芝麻醬缺貨。老舍先生說:“北京人夏天離不開芝麻醬!”不久,北京的油鹽店里有芝麻醬賣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噴噴的麻醬面。

  老舍是屬于全國人民的,首先是屬于北京人的。

  一九五四年,我調離北京市文聯,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聽說他有時還提到我。

  多年父子成兄弟

  這是我父親的一句名言。

  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他認為樂器中最難的其實是胡琴,看起來簡單,只有兩根弦,但是變化很多,兩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現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層,他的胡琴音色剛亮。胡琴碼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認為買來的不中使。他養蟋蟀養金鈴子,他養過花,他養的一盆素心蘭在我母親病故那年死了,從此他就不再養花。我母親死后,他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里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做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麥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過脾氣,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著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為“孩子頭”。春天,不到清明,他領一群孩子到麥田里放風箏。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們那里叫“百腳”),是用染了色的絹糊的。放風箏的線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結實而輕,這樣風箏可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兒”。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清明節前,小麥還沒有“起身”,是不怕踐踏的,而且越踏會越長得旺。孩子們在屋里悶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躍,身心都極其暢快。他用鉆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狀的小塊,再一塊一塊斗攏,接縫處用膠水粘牢,做成小橋、小亭子、八角玲瓏水晶球。橋、亭、球是中空的,里面養了金鈴子。從外面可以看到金鈴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鳴叫。他會做各種燈。用淺綠透明的“魚鱗紙”托了一只紡織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紅染了色,上深下淺,通草做花瓣,做了一個重瓣荷花燈,真是美極了。用小西瓜(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作“打瓜”或“篤瓜”)上開小口挖凈瓜瓤,在瓜皮上雕鏤出極細的花紋,做成西瓜燈。我們在這些燈里點了蠟燭,穿街過巷,鄰居的孩子都跟過來看,非常羨慕。

  父親對我的學業是關心的,但不強求。我小時候,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他就拿出去到處給人看。我的數學不好,他也不責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畫畫,我小時也喜歡畫畫,但他從不指點我。他畫畫時,我在旁邊看,其余時間由我自己亂翻畫譜,瞎抹。我對寫意花卉那時還不太會欣賞,只是畫一些鮮艷的大桃子,或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瀑布。我小時字寫得不錯,他倒是給我出過一點主意。在我寫過一陣“圭峰碑”和“多寶塔”以后,他建議我寫寫“張猛龍”。這建議是很好的,到現在我寫的字還有“張猛龍”的影響。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學有幾個能唱戲的。學校開園樂會,他應我的邀請,到學校去伴奏。幾個同學都只是清唱,有一個姓費的同學借到一頂紗帽,一件藍官衣,扮起來唱“朱砂井”,但是沒有配角,沒有衙役,沒有犯人,只是一個趙廉,搖著馬鞭在臺上走了兩圈,唱了一段“郿塢縣在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場。父親那么大的人陪著幾個孩子玩了一下午,還挺高興。我十七歲初戀,暑假里,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

  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系,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兒子的關系也是不錯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還從幼兒園剛畢業,剛剛學會漢語拼音,用漢語拼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趕緊學會漢語拼音,好給他寫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送進“牛棚”。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么還給他打酒?”

  只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插隊落戶”,按規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我們等著他回來。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他這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將領。這個同學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學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于“窩藏”了他。公安局隨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么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臥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不滿,我責備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這種怕擔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們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他的同學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采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了解,但不干涉。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最后,他悄悄和一個小學時期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有了一個女兒,已近七歲。

  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著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熬鷹·逮獾子

  北京人罵晚上老耗著不睡的人:“你熬鷹哪!”北京過去有養活鷹的。養鷹為了抓兔子。養鷹,先得去掉它的野性。其法是:讓鷹餓幾天,不喂它食;然后用帶筋的牛肉在油里炸了,外用細麻線縛緊;鷹餓極了,見到牛肉,一口就吞了;油炸過的牛肉哪能消化呀,外面還有一截細麻線哪;把麻線一扽,牛肉又扽出來了,還扽出了鷹肚里的黃油;這樣吞幾次,扽幾次,把鷹肚里的黃油都拉干凈了,鷹的野性就去了。鷹得熬。熬,就是不讓它睡覺。把鷹架在胳臂上,鷹剛一迷糊,一閉眼,就把胳臂猛然一抬,鷹又醒了。熬鷹得兩三個人輪流熬,一個人頂不住。干嗎要熬?鷹想睡,不讓睡,它就變得非常煩躁,這樣它才肯逮兔子。吃得飽飽的,睡得好好的,渾身舒舒服服的,它懶得動彈。架鷹出獵,還得給鷹套上一頂小帽子,把眼遮住。到了郊外,一摘鷹帽,鷹眼前忽然一亮,全身怒氣不打一處來,一翅騰空,看見兔子的影兒,眼疾爪利,一爪子就把兔子叼住了。

  北京過去還有逮獾子的。逮獾子用狗。一般的狗不行,得找大飯莊養的肥狗。有一種人,專門偷大飯莊的狗,賣給逮獾子的主。狗,先得治治它,把它的尾巴給搟了。把狗捆在一條長板凳上,用搟面杖把尾巴使勁一搟,只聽見咯巴咯巴咯巴……狗尾巴的骨節都折了。瞧這狗,屎、尿都下來了。疼啊!干嗎要把尾巴搟了?狗尾巴老搖,到了草窩里,尾巴一搖,樹枝草葉窸窸地響,獾子就跑了。尾巴搟了,就只能耷拉著了,不搖了。

  你說人有多壞,怎么就想出了這些個整治動物的法子!

  逮住獾子了,就到處去喝茶。有幾個起哄架秧子,傍吃傍喝的幫閑食客“傍”著,提摟著獾子,往茶桌上一放。旁人一瞧:“喝,逮住獾子啦!”露臉!多會等九城的茶館都坐遍了,臉露足了,獾子也臭了,才再想什么新鮮的玩法。

  熬鷹、逮獾子,這都是八旗子弟、闊公子哥兒的“樂兒”。窮人家誰玩得起這個!不過這也是一種文化。

  獾油治燒傷有奇效。現在不好淘換了。

  北京的秋花

  桂花

  桂花以多為勝。《紅樓夢》薛蟠的老婆夏金桂家“單有幾十頃地種桂花”,人稱“桂花夏家”。“幾十頃地種桂花”,真是一個大觀!四川新都桂花甚多。楊升庵祠在桂湖,環湖植桂花,自山坡至水湄,層層疊疊,都是桂花。我到新都謁升庵祠,曾作詩:

  桂湖老桂發新枝,湖上升庵舊有祠。一種風流誰得似,狀元詞曲罪臣詩。

  楊升庵是才子,以一甲一名中進士,著作有七十種。他因“議大禮”獲罪,充軍云南,七十余歲,客死于永昌。陳老蓮曾畫過他的像,“醉則簪花滿頭”,面色酡紅,是喝醉了的樣子。從陳老蓮的畫像看,升庵是個高個兒的胖子。但陳老蓮恐怕是憑想象畫的,未必即像升庵。新都人為他在桂湖建祠,升庵死若有知,亦當欣慰。

  北京桂花不多,且無大樹。頤和園有幾棵,沒有什么人注意。我曾在藻鑒堂小住,樓道里有兩棵桂花,是種在盆里的,不到一人高!

  我建議北京多種一點桂花。桂花美蔭,葉堅厚,入冬不凋。開花極香濃,干制可以做元宵餡、年糕。既有觀賞價值,也有經濟價值,何樂而不為呢?

  菊花

  秋季廣交會上擺了很多盆菊花。廣交會結束了,菊花還沒有完全開殘。有一個日本商人問管理人員:“這些花你們打算怎么處理?”答云:“扔了!”——“別扔,我買。”他給了一點錢,把開得還正盛的菊花全部包了,訂了一架飛機,把菊花從廣州空運到日本,張貼了很大的海報:“中國菊展”。賣門票,參觀的人很多。他撈了一大筆錢。這件事叫我有兩點感想:一是日本商人真有商業頭腦,任何賺錢的機會都不放過,我們的管理人員是老爺,到手的錢也抓不住。二是中國的菊花好,能得到日本人的贊賞。

  中國人長于藝菊,不知始于何年,全國有幾個城市的菊花都負盛名,如揚州、鎮江、合肥,黃河以北,當以北京為最。

  菊花品種甚多,在眾多的花卉中也許是最多的。

  首先,有各種顏色。最初的菊大概只有黃色的。“鞠有黃華”、“零落黃花滿地金”,“黃華”和菊花是同義詞。后來就發展到什么顏色都有了。黃色的、白色的、紫的、紅的、粉的,都有。挪威的散文家別倫·別爾生說各種花里只有菊花有綠色的,也不盡然,牡丹、芍藥、月季都有綠的,但像綠菊那樣綠得像初新的嫩蠶豆那樣,確乎是沒有。我幾年前回鄉,在公園里看到一盆

  綠菊,花大盈尺。

  其次,花瓣形狀多樣,有平瓣的、卷瓣的、管狀瓣的。在鎮江焦山見過一盆“十丈珠簾”,細長的管瓣下垂到地,說“十丈”當然不會,但三四尺是有的。

  北京菊花和南方的差不多,獅子頭、蟹爪、小鵝、金背大紅……南北皆相似,有的連名字也相同。如一種淺紅的瓣,極細而卷曲如一頭亂發的,上海人叫它“懶梳妝”,北京人也叫它“懶梳妝”,因為得其神韻。

  有些南方菊種北京少見。揚州人重“曉色”,謂其色如初日曉云,北京似沒有。“十丈珠簾”,我在北京沒見過。“楓葉蘆花”,紫平瓣,有白色斑點,也沒有見過。

  我在北京見過的最好的菊花是在老舍先生家里。老舍先生每年要請北京市文聯、文化局的干部到他家聚聚,一次是臘月,老舍先生的生日(我記得是臘月二十三);一次是重陽節左右,賞菊。老舍先生的哥哥很會蒔弄菊花。花很鮮艷;菜有北京特點(如芝麻醬燉黃花魚、“盒子菜”);酒“敞開供應”,既醉既飽,至今不忘。

  我不贊成搞菊山菊海,讓菊花都按部就班,排排坐,或擠成一堆,鬧鬧嚷嚷。菊花還是得一棵一棵地看,一朵一朵地看。更不贊成把菊花縛扎成龍、成獅子,這簡直是糟蹋了菊花。

  秋葵、雞冠、鳳仙、秋海棠

  秋葵我在北京沒有見過,想來是有的。秋葵是很好種的,在籬落、石縫間隨便丟幾個種子,即可開花。或不煩人種,也能自己開落。花瓣大、花淺黃,淡得近乎沒有顏色,瓣有細脈,瓣內側近花心處有紫色斑。秋葵風致楚楚,自甘寂寞。不知道為什么,秋葵讓我想起女道士。秋葵亦名雞腳葵,以其葉似雞爪。

  我在家鄉縣委招待所見一大叢雞冠花,高過人頭,花大如掃地笤帚,顏色深得嚇人一跳。北京雞冠花未見有如此之粗野者。

  鳳仙花可染指甲,故又名指甲花。鳳仙花搗爛,少入礬,敷于指尖,即以鳳仙葉裹之,隔一夜,指甲即紅。鳳仙花莖可長得很粗,湖南人或以入臭壇腌漬,以佐粥,味似臭莧菜稈。

  秋海棠北京甚多,齊白石喜畫之。齊白石所畫,花梗頗長,這在我家那里叫作“靈芝海棠”。

  諸花多為五瓣,唯秋海棠為四瓣。北京有銀星海棠,大葉甚堅厚,上灑銀星,桿亦高壯,簡直近似木本。我對這種孫二娘似的海棠不大感興趣。我所不忘的秋海棠總是伶仃瘦弱的。

  我的生母得了肺病,怕“過人”——傳染別人,獨自臥病,在一座偏房里,我們都叫那間小屋為“小房”。她不讓人去看她,我的保姆要抱我去讓她看看,她也不同意。因此我對我的母親毫無印象。她死后,這間“小房”成了堆放她的嫁妝的儲藏室,成年鎖著。我的繼母偶爾打開,取一兩件東西,我也跟了進去。“小房”外面有一個小天井,靠墻有一個秋葉形的小花壇,不知道是誰種了兩三棵秋海棠,也沒有人管它,它在秋天竟也開花。花色蒼白,樣子很可憐。

  不論在哪里,我每看到秋海棠,總要想起我的母親。

  黃櫨、爬山虎

  霜葉紅于二月花。

  西山紅葉是黃櫨,不是楓樹。我覺得不妨種一點楓樹,這樣顏色更豐富些。日本楓嬌紅可愛,可以引進。

  近年北京種了很多爬山虎,入秋,爬山虎葉轉紅。

  沿街的爬山虎紅了,北京的秋意濃了。

  (本文摘自《今天應該快活》,汪曾祺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10月第一版,定價:4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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