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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博的執著與艱辛

2013-06-25 08:46:00 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

  □趙 勇

  讀著錢振文的《〈紅巖〉是怎樣煉成的——國家文學的生產與消費》,不禁感慨,一般讀者讀這本書,或許只是讀到了那些來之不易的材料,綿密細致的分析,但我卻總是會從書里走向書外,去想一想作者這個人。
  我與錢振文是研究生時的同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我們同在山師大中文系讀書。他低我一級,學的則是現代文學。專業不同,按理說走得不可能太近乎,但那個年代,研究生還沒有“批量生產”,每個專業的男男女女都屈指可數。人少,低頭不見抬頭見,幾下子就熟悉起來了。那個時候我對他的印象有二:人比較“悶”,喜歡悶頭讀書。
  1990年,我畢業后回到了山西。一年后,錢振文畢業去了河北。整個90年代,我在長治教書,錢振文在石家莊辦報。我們再也不可能像當年那樣相互走動了。
  新一輪的走動始于2003年9月。此前他已告訴我,說考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程光煒先生的門下,這又讓我感慨。我覺悟得早,出來得晚。沒想到的是他終于也覺悟而且也出來了,只是出來得比我更晚。剛來北京不久,他就連續給我打過兩次電話,見面的心情非常迫切。而從他電話里聽出來的意思,他并不是要與我敘舊,而是急于想跟我聊一聊他的畢業論文選題。
  我們終于又見面了,那是十年前的9月中旬。當時我蝸居在北師大校園的一個“團結戶”里,設備簡陋,便備一瓶白酒,拌兩個涼菜,煮一鍋面條招待他。他也不含糊,把一盆(我當學生時用的飯盆)面條吃得山窮水盡,且大呼好吃。這么多年過去,我們聊天的具體細節已蕩然無存,倒是他的吃相兇惡讓我記憶深刻。
  就是那天晚上,我意識到了博士論文選題給他帶來的壓力和焦慮。他說他在新聞界晃蕩多年,重走學術之路似已生疏,便想盡早動手,找到一個好選題。他還說他讀了兩本文化地理學的書,想試試大眾文化能不能做。他大概知道我剛剛與大眾文化理論較過勁,就想讓我指點迷津。
  12月,我們又有一次電話,他在電話里依然是在焦慮選題。他想做沈從文,選擇的角度也依然是文化地理學。那個學期,他好像一直沉浸在文化地理學的意緒里,所有的選題大都與它有關。他的導師程光煒說:“他曾與我討論過研究鐵路與中國現代文學生產與傳播的問題,似乎要投入對資料的閱讀、發掘、整理,繼而發現一條研究現代文學的新路徑。”這不也是文化地理學的思路嗎?
  然而,這種思路終于還是被他的導師“槍斃”了。在導師的建議下,他一頭扎到了《紅巖》里,居然做得津津有味。導師說:“他馬上行動起來,先是與我的朋友、重慶師范大學的周曉風教授聯系,自費去重慶實地了解、考證相關資料,訪談了不少小說寫作時候的當事人和見證人。接著又到小說《紅巖》責編、中國青年出版社已故老編輯張羽先生家附近的小旅館中‘潛伏’了半個多月,運用記者善磨的能力,說服了張先生的夫人,每天去她家里,在張先生遺留的手稿、資料中尋找有價值的東西,這使他收獲頗豐。”
  這段文字呈現了錢振文做這篇博士論文挖材料的執著與艱辛。我還可以進一步提供的細節是,有一段時間,我不時會在北師大主樓巨大的頂棚下與錢振文不期而遇。他斜挎書包,形銷骨立,目光游離,狀若幽靈。問他為何在此游蕩,他說剛從中國電影資料館查資料回來。他在電影資料館泡了多長時間,我不得而知。但他那種做博士論文的表情我是太熟悉了,因為我也曾神情恍惚過,灰頭土臉過。
  正是因為這篇論文做得辛苦,收獲頗豐,錢振文在后記中才有了他的經驗之談:“最近幾年,時有攻讀中國當代文學學位的學生和我切磋學問之道,我總是根據自己的經歷和他們探討他們研究對象的生產現場何在和如何進入這些現場,而不是那些高深莫測的理論概念。我覺得,當代文學研究工作固然是一種腦力勞動,但也是一種需要付出艱辛勞作的體力勞動。”
  做論文是體力勞動的說法許多年前我也聽說過,但自從有了網絡之后,做論文的人可能連圖書館都懶得去了。錢振文能說出這番話來,說明他的論文做到了一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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