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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的春天》

2017-12-27 11:28:00 來源:蔣高明科學網博客 作者:

  蔣高明

  《寂靜的春天》  [美]蕾切爾·卡森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12

  在人類進化歷史上,環境污染成為“事件”是近100年來的事。確切地講,工業革命使得人類有了挑戰大自然的資本,從生態平衡被大規模打亂的那天起,環境污染就開始出現了。然而,300多年前從英國策源的工業革命,畢竟局限在少數發達國家,對地球生態系統的影響是局部的,相對較輕的。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人類無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并不斷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質。農藥就是這些有害物質之一,它不僅殺死了人類以外的生命,還直接影響了人類本身。對于農藥第一個大聲說不的,當屬美國女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

  她的名著《寂靜的春天》描述的是,環境惡化使人類將面臨一個沒有鳥、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一個死寂的春天。造成這種局面的元兇是農藥DDT。但具諷刺意味的是,DDT竟然是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成果。DDT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適用于滅殺傳播瘧疾的蚊子。但是,它消滅了蚊子和其他“害蟲”的同時,也殺滅了益蟲。而且由于DDT會積累于昆蟲體內,當這些昆蟲成為其他動物的食物后,那些動物,尤其是魚類、鳥類,則會中毒死亡。

  20世紀30-60年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環境污染最為嚴重的時期。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英國倫敦煙霧、比利時列日市光化學煙霧、日本“痛痛病”“水俁病”等嚴重污染事件都發生在這段時期。雖然不斷有人因環境污染而失去了健康和生命,但活著的人們卻很少將生命健康與環境惡化聯系起來。

  翻閱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報紙或書刊,幾乎找不到“環境保護”這個詞。當時主流的的口號,是“向大自然宣戰”“征服大自然”,在卡森之前,幾乎沒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卡森用大量的事實,向人們講述這樣的道理,生態環境容量是有限的,自然物種的消失也將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如今,地球面臨第六次物種大滅絕,全球變暖、臭氧層消失,無不證明了卡森做出的悲劇預言的正確性。卡森的吶喊,喚醒了公眾,環境保護從此深得人心。1972年,美國禁止使用DDT;同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大會”,并由各國簽署了《人類環境宣言》;近些年來,《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臭氧層保護公約》《氣候變化框架條約》等國際公約不斷出現,各國政府都積極開展了環境保護的具體行動。

  筆者當年讀研究生的時候,所在的研究組叫“環保組”,是國內最早成立的環境保護的課題組之一。那時候,我們幾乎沒有聽說什么環境污染問題,環保教材幾乎都是翻譯西方的。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盲目學西方,尤其是忽視了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從而釀成了環境污染的諸多悲劇。當前的鄉村生態系統,尤其農田,無不充滿殺機;水、土壤污染了。城市里霧霾出現了;醫院了擠滿了病人;連最基本的食物和水也出了問題。

  先以農藥為例,說明我們的生態環境的惡化進程。人類與“害蟲”抗爭了近一個世紀,但是人類并沒有控制住“害蟲”的危害。一百多年后,人類并沒有放棄滅殺“害蟲”這條錯誤路線,而是越走越遠了,當年西方犯的這個錯誤現在中國重演。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一份農藥清單:

  溴酸鉀、硝基呋喃代謝物、敵敵畏、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錫、草甘膦、除蟲脲、代森錳鋅、滴滴涕、敵百蟲、毒死蜱、對硫磷、多菌靈、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靈、抗蚜威、克菌丹、樂果、氟氯氫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咸亍⑧縵酮、三唑錫、殺螟硫磷……

  上面所列的僅僅是我們的食物中可能接觸的農藥種類的“冰山一角”,如果不是專業人士,相信很多人對它們是非常陌生的。很多化學名詞是吃出來的,是媒體曝光了食物污染后,我們才知道身邊人造化學物質的存在。倒退四十年,中國人接觸的農藥種類只有區區六六六、敵敵畏幾種,且很少在食物鏈中使用。現在國家明文規定的,食物中不能超標使用的農藥就高達3650項!其中鮮食農產品高達2495項。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2495項就是我們食物中可能會遇到的。如果打印出這個清單來,需要幾十頁A4紙。目前人類到底使用了多少種農藥?沒有人能夠說得清,因為化學合成的新農藥越來越多,光中國農業部每年登記的新農藥就達到千種以上。

  目前,我國每年農藥使用面積達1.8億公頃次。半個世紀以來,使用的六六六農藥就達400萬噸、DDT50多萬噸,受污染的農田1330萬公頃。農田耕作層中六六六、DDT的含量分別為0.72和0.42ppm;土壤中累積的DDT總量約為8萬噸。我國每年農藥用量337萬噸,分攤到13億人身上,就是每個人2.59公斤!這些農藥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10%)發揮了殺蟲的作用外,大部分進入了生態環境。

  更槽糕的是,農藥不僅僅在農田里使用,森林、草原、荒漠、濕地也在用,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小區里,也逃不開農藥的陰影。如果卡森活到今天,她看到人類如此大范圍內使用如此眾多的農藥,那么,她的《寂靜的春天》的書名恐怕要換成《死亡的春天》。

  農藥對人體的傷害,以中國農民最重。若按年齡說,則以婦女和老人最重。發達國家噴施農藥用飛機或大型拖拉機,而中國采取的是原始的肩背式噴霧器,噴霧器噴出來的就是毒。農藥有機溶劑和部分農藥漂浮在空氣中,污染大氣,吸入人體有可能致病或致癌;農田被雨水沖刷,農藥則進入江河,進而污染海洋。這樣,農藥就由氣流和水流帶到世界各地,殘留土壤中的農藥則可通過滲透作用到達地層深處,從而污染地下水。

  大范圍、高濃度、高強度使用殺蟲劑,雖暫時控制了蟲害,卻也誤傷了許多“害蟲”的天敵,破壞了自然生態平衡,使過去未構成嚴重危害的病蟲害大量發生,如紅蜘蛛、介殼蟲、葉蟬及各種土傳病害。此外,農藥也可以直接造成“害蟲”迅速繁殖。上世紀80年代后期,南方農田使用甲胺磷、三唑磷治稻飛虱,結果刺激稻飛虱產卵量增加50%以上,用藥7-10天即引起稻飛虱再度猖獗。農藥造成的惡性循環,不僅使害蟲防治成本增高,更嚴重的是造成人畜中毒事故增加。

  “人蟲大戰”并沒有挫傷所謂“害蟲”的銳氣,“害蟲”在人類發明的各種農藥磨練下,反而越戰越勇。在農村,農民最切身的體會就是,他們打了那么多的農藥,蟲子照樣泛濫。藥越用越毒,蟲越治越多。蟲子多了必然要再花錢買農藥,這就給農藥生產和銷售企業帶來了滾滾利潤。

  針對“害蟲”,我們換個思路治理會怎樣?即不采取對抗的辦法,不用農藥,而是恢復生態平衡,“害蟲”數量會增加嗎?自2007年起,筆者帶領自己的研究團隊,租用40畝耕地,在山東平邑建立了弘毅生態農場,開展生態農業試驗示范研究。我們全面停止使用農藥、除草劑、化肥、農膜、添加劑,不使用轉基因技術,驗證生態學在維持農業產量、提高經濟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個年頭,生態學的強大威力就顯現了出來。由于采取嚴格的農田生態保護措施,農場的生物多樣性大幅度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動物都回來了;那里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擔心受到昆蟲危害;黃瓜、西紅柿、芹菜、茄子、大蔥等蔬菜接近常規產量;過去嚴重影響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蟲已被脈沖誘蟲燈制服了,以前最多的時候,每只燈每晚可捕獲各種“害蟲”達9斤,目前每晚捕獲不到30克。一滴農藥不用,“害蟲”反而不產生危害了。目前該農場已發展到500畝,在全國推廣10萬畝。

  昆蟲有時間上的生態位差,被抓的多為夜間活動的“害蟲”,而益蟲、尤其鳥類晚上很少活動,所以沒有被傷害。“害蟲”還在,這個物種并沒有消滅,它們還有吃的喝的,但是想形成大種群還面臨著下面一道道關。生態平衡建立起來后,益蟲益鳥多了,它們想成災都沒有了機會;沒有農藥、除草劑,燕子、麻雀、蜻蜓、青蛙、蟾蜍、蛇、刺猬都回來了,它們也要吃東西啊,“害蟲”就是它們的美味佳肴。多樣性的作物混種增加了抗蟲害等風險的能力,多樣性的生物群落是穩定的。在生態農場,除了種植小麥、玉米、蔬菜,還有蓮藕、大豆、花生、芝麻,如此多的作物種在一起,蟲子都不知道去吃那一種,加上它們自投羅網,各種天敵守候,在真正的有機農場里,蟲害是比較容易控制的。

  有人說,將殺蟲的基因轉到莊稼里讓莊稼自己生產“農藥”不是更好嗎?這恰恰又打亂了生態平衡,是按了葫蘆起了瓢。蟲子不吃你轉抗蟲基因的莊稼會吃別的,并沒有除根。而且那么多種蟲子,基因又具有特異性,也就是一種基因防一種害蟲,那你得轉多少種基因啊?為什么不利用現成的物種呢,自然界為我們準備了現成的成千上萬種害蟲的天敵,這些物種會攜帶多少億個基因呢?轉基因除蟲技術,正如持薪救火,是錯將汽油當成了水潑向了燃燒的火焰中。事實上,轉基因后不但要繼續打農藥,還要用專用農藥,專用化肥,專用除草劑,這“三專”再加上轉基因專利這“一專”,四座大山壓榨之下,農民還能指望過好日子嗎?農田里沒有了“害蟲”,“四專”吃什么?

  農藥販子不希望看到我們這樣的成果。當我將我們的做法跟一個農藥販子講時,他非常煩躁,并反復講,他們的農藥如何如何有效,并如何如何沒有毒副作用。在這個問題上,轉基因鼓吹者們,同樣不希望看到用生態平衡的辦法解決他們認為是大問題的問題,因為他們將收不到專利費,賣不動他們的專用除草劑和專用農藥。無獨有偶,當年卡森的呼吁,也引起了利益集團(主要是農藥商)及其收買的無良專家、媒體的惡毒攻擊,她在人們的咒罵聲中離開人世。所幸的是,她留給了人類豐厚的環保遺產。

  再來看“雜草”。在農田生態系統中,“雜草”幾乎是農民最頭疼的。除草幾乎占據了農田管理的一大半時間,也是農活中最辛苦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就是農活勞累最生動的寫照。“雜草”頑強的生命力,讓農民防不勝防,年年鋤草,年年長草。人類與“雜草”斗爭的幾千年,至今沒有太好的辦法,直到發明了除草劑,人類暫時占了上風。然而,人類發明的草甘膦除草劑以及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的使用,在暫時終結了“雜草”連年危害后,卻因草甘膦在食物中殘留,最終可能會危及人類。

  農田里有多少“雜草”呢,南方與北方明顯不同。以我們熟悉的北方為例,春季小麥田里播娘蒿、王不留行、薺菜、獨行菜、小薊比較常見。由于小麥是頭年秋天播種的,越冬返青后小麥成了優勢種群,“雜草”暫時競爭不過小麥。但一旦不加管理,播娘蒿等就迅速增長,可以覆蓋整個小麥田。但是,畢竟春天雨水少,溫度低,“雜草”還不是最兇的。而夏季就不同了,北方農田雨季溫度高、光照強、水分好,這樣就給了那些機會主義者的“雜草”提供了爆發的空間。即使像玉米那樣高稈的作物,其下還常見十幾種“雜草”,如馬唐、旱稗、馬齒莧、牛筋草、碎米莎草、鐵莧菜、醴腸、鴨跖草和青葙等。

  “雜草”獲得今天這樣的惡名,估計是現代科學以后的事情。在古代農書上,人們對“雜草”并不像今天的人這樣深惡痛絕。如對“雜草”的防治,古人竟然用“鋤禾”這樣的說法,禾是莊稼,怎么鋤掉呢?原來,鋤草的“鋤”與除草的“除”不同,前者是給莊稼地松土,兼切斷“雜草”地上部與地下部的聯系,同時切斷了土壤毛細管,起到控制“雜草”兼保墑的作用,這樣的農活農民一年要干好多次。過去農民一旦鋤頭拿上了手,就一直到收獲,而今天農活則是噴霧器一旦背上了肩膀,就一直到收獲才停下來。除草劑除草只管滅殺“雜草”,不管土地的感覺,也不會關心除草劑對于人類食物的污染。其實,噴灑除草劑這個農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風險的。除草劑的毒性很強,從空氣中幾十米飄過來的除草劑對那些敏感植物還有傷害作用,難道人會安然無恙么。打除草劑那幾天,農民都是不敢開窗戶的。

  傳統的人工鋤草方式,隨著大量農民工進城,勞動力短缺,而衰落了。在美國這種古老的技術恐怕徹底消失了。在中國只有五十歲以上的老農民還會鋤草。現在使用的是什么技術呢,就是除草劑。大量使用除草劑,且不論環境效益,“雜草”并沒有被控制住,相反,“雜草”年年用藥,年年發生,甚至在美國使用了抗除草劑的轉基因技術后,農田里出現了“超級雜草”。

  為什么農田里“雜草”難以防治,甚至除草劑“培育出了超級雜草”呢?這是與“雜草”的生態習性有關的。農田“雜草”大都是一年生植物,它們屬于機會主義者,一有空間就去占領,它們對養分要求不高也不挑地段,無論是貧瘠的荒地還是肥沃的耕地,即便是人類不斷踩踏的田埂上,只要有機會就繁殖,就會結大量的種子,并通過多種方式進入到土壤里。那些埋葬在土壤里的種子,一般很難除掉,除草劑對它們毫無辦法,即使用火燒,地上部燒光了,但種子在地下還能保留。這就是古人為什么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道理。

  生態除草怎么做呢?一是要控制種源,不使其結種子,在成熟前后治理,可以用中耕機將剛萌發的“雜草”幼苗翻到地里,也可以用傳統的人工鋤草;二是以草治草,如人工播種有肥效左右的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占據“雜草”的生態位,或者種植具有匍匐生長、且密度很大的蛇莓,這在蘋果園、梨園、葡萄園里非常有效;三是秸稈覆蓋,即將上茬作物的秸稈粉碎還田,利用秸稈中的生化物質對“雜草”實施抑制;四是作物輪作,不讓“雜草”適應人類的種植規律,如在北方,小麥季后不是規律性地種植玉米,而改種大豆、花生等,同樣玉米季后也不是單一地種植越冬的小麥,也可種植能夠越冬的大蒜,我們觀察過,當合理輪作后,雜草的種類可由8-10種減少到2-3種;五是人工拔草喂牛羊,但前提是農田里不能有農藥,不能有除草劑。沒有農藥和除草劑的鮮草,那些食草動物們如牛、羊、驢、兔、鵝、甚至豬是非常喜歡的。小時候,山東農田里“雜草”很少,那些“雜草”哪里去了?竟然是被我們這些孩子加上部分婦女控制住了。可見,今后對付“雜草”,也正如應對“害蟲”一樣,采取生態平衡的辦法,而不是粗暴滅殺的辦法,同樣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卡森的冒死吶喊,激發了波瀾壯闊的全球環境保護運動,最終促進了重大的環境法律變革,這對于經濟快速發展的我國有很大借鑒意義。春天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季節,不應成為寂靜的代名詞。作為地球村的一員,中國人民同樣有權呼吸新鮮空氣,喝上清潔的水,吃放心的食品。對于日益加劇的環境污染,對于日益泛濫的農藥、化肥、除草劑、地膜污染,是到了果斷治理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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