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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與榮格的分歧

2017-12-18 09:41:00 來源:經濟觀察網 作者: 丁力

  【魔法師榮格系列】

  弗洛伊德精心栽培榮格,把他當作兒子和事業繼承人,讓他擔任精神分析大會的主席。但兩人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

  1909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霍爾邀請弗洛伊德和榮格去美國。他們兩人在德國北部港口城市不來梅會合,一起乘船去美國。在不來梅,榮格在報紙上讀到在泥碳沼澤上發現史前尸體的新聞。泥碳中的酸很好的保存了這些尸體。這讓榮格興奮——他從小就對尸體有濃厚的興趣。榮格不停地談論尸體,讓弗洛伊德不解和憤怒。當榮格在餐桌上又一次開始這個話題時,弗洛伊德暈了過去。榮格在自傳中說:“過后,他對我說,他確信,就這些尸體所進行的一切交談,含有我盼他早日死掉的成分。”

  在1913年的慕尼黑精神分析大會期間,弗洛伊德第二次在榮格面前昏倒。當時有人談起古埃及第18王朝的法老阿克那頓(公元前1353-公元前1336在位,誤差可能有20年)。這位法老在位的第五年創立世界上第一個一神教,并把自己的名字從阿蒙霍特普(Amenhotep,Amun神滿意者)四世改為阿克那頓(Akhenaton,阿頓神的光輝,又譯為埃赫那吞)。阿頓(Aten)是古埃及的太陽神。在多神教的古埃及,阿克那頓樹立的惟一神阿頓可算是一個新的神。

  當時,那個論者(榮格沒有說是誰)說,阿克那頓創立一神教的行為背后有一種仇父情結。這個看法激怒了榮格。榮格指出,阿克那頓一直尊敬地保存對他父親的紀念,他破壞的只是石碑上的阿蒙的名字;其他法老也用自己的名字取代神話祖先的名字,因為他們都是同一個神的化身,他們有權力這樣做。榮格還說:“他們既沒有開創一種新風格,也沒有開創一種新宗教。”榮格是錯的,從多神到一神,顯然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榮格說到這里,弗洛伊德暈過去了。

  弗洛伊德醒來后,像父親一樣看著榮格。榮格說:“這兩次暈倒的共同原因顯然是父殺子的幻覺所造成的。”“父殺子”當是譯者的筆誤,應該是“子殺父”或“弒父”。榮格反對以“弒父”理論解釋阿克那頓的宗教改革,所以弗洛伊德的暈倒應該是他由此聯想到“弒父情結”,而不是由榮格的言論直接引起的。不過,這個解釋過于牽強。更可能的情形是,那位談論阿克那頓的就是弗洛伊德本人,這樣,榮格的反對就構成了他在思想上的“弒父”。榮格在自傳中沒有說誰在討論阿克那頓的仇父情結,大約是想避開這個事實:他在1913年的慕尼黑公開挑戰弗洛伊德的權威。

  但是,在瓊斯的弗洛伊德傳記中,這兩次暈倒的原因不同。當時瓊斯在場。第一次是因為弗洛伊德在晚餐時堅持要榮格喝酒,而榮格與布伊勒爾等人有過禁酒的盟誓。飲酒象征著榮格拋棄蘇黎世的同事,站到弗洛伊德這邊來。弗洛伊德知道這杯酒的意義,所以暈倒了。第二次是弗洛伊德指責榮格在一篇介紹心理分析的文章中沒有提到他,榮格回答說,沒有必要,因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弗洛伊德仍在繼續指責,然后突然暈倒。弗洛伊德自己的解釋是,這與他在1歲7個月的時候弟弟之死有關。瓊斯認為,暈厥是戰勝對手的滿足引起的。

  埃里希·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使命》中說,弗洛伊德對男性有強烈的依賴心理,有如兒童對于母親(弗洛伊德確實戀母)。但友情不可能達到母愛的程度,因此弗洛伊德的友誼經常經歷“殷切的希望、高漲的熱情和最后的破裂。”弗洛伊德和德國柏林的耳鼻喉科醫生弗里斯(Wilhelm Fliess,1858-1928)的關系是又一個例子。在1887年的一次會議上認識之后,弗洛伊德給弗里斯發去熱情洋溢的信,之后兩人關系急劇升溫。他們住在同一家旅館里的時候,弗洛伊德也暈倒過。他在給瓊斯的信中承認這是因為他對弗里斯“有一種無法控制的同性戀的感覺”。

  這樣看來,榮格和弗洛伊德對彼此的心理都有很大的誤解。

  1904年兩人分裂后,弗洛伊德毀掉了弗里斯給他的所有信件。弗里斯去世后,瑪麗·波拿巴公主(Princess Marie Bonaparte,1882-1962)從他的遺孀那里買下弗洛伊德的來信,并拒絕了弗洛伊德的銷毀要求,理由是有歷史價值。

  波拿巴公主的祖父是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子。她在1907年嫁給希臘和丹麥喬治王子,兩人有各自的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與法國總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政體實質上是責任內閣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有染,也是弗洛伊德的再傳弟子洛文斯坦的情人。白里安被懷疑想借此拉攏希臘,其實波拿巴公主才是主動調情的一方。兩人的戀情沒能阻礙法國軍艦炮轟雅典。

  波拿巴公主對性高潮的追求如此出名,當她請現代主義雕塑的先驅康斯坦丁·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i)為她塑像時,塑成的頭像很像是一個男性生殖器。金光閃閃的銅像《X公主》塑于1915至1916年間,在后來的沙龍展上成為丑聞。1924年,波拿巴公主用化名出版了一本研究性冷淡的書。

  1925年,波拿巴公主向弗洛伊德咨詢她的性冷淡。弗洛伊德對她說:雖然我研究女性心靈已有30年,但我仍然無法回答“女人到底要什么?”這個大問題。波拿巴公主繼續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并成為他的學生。她后來還是一位開業的精神分析師,并有著作問世。1938年,波拿巴公主向納粹付出一大筆贖金,換取弗洛伊德逃亡英國。

  1953年,在參加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加冕典禮時,波拿巴公主與鄰座的一位男士大談精神分析學。男士被她深深吸引。兩人幾乎都沒有觀看彩車游行。這位男士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后來當選為法國總統(1981-1995在任)。

  經過數十年的思考,1939年,即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弗洛伊德發表了《摩西與一神教》。他指出,摩西是阿頓一神教的信徒(甚至可能是阿克那頓法老的兒子)。摩西是埃及人,一位高官。“摩西”在古埃及語中是“之子”意思,例如,阿克那頓的祖父叫圖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或Tuthmo-sis III),意思是圖特之子。圖特即透特(Thoth),知識與智慧之神,也為歐洲神秘主義者崇拜。《舊約》省去“摩西”(之子)前面的那個詞,是為了掩藏他的埃及血統。摩西在宗教改革失敗后率領受壓迫的猶太人走出埃及,把一神教傳給他們。這是弗洛伊德對《舊約·出埃及記》作出的解釋。《出埃及記》通常被認為是摩西所作。

  《摩西與一神教》是猶太人弗洛伊德對他的祖先信奉的猶太教的“弒父”。這本書也是尼采的《論道德的譜系》的進一步發展——都是不友好地揭示猶太教-基督教的產生背景。榮格評論說:弗洛伊德不信神,卻用咄咄逼人的“性的形象”代替了好嫉妒的上帝的形象。也就是說,他認為,弗洛伊德建立了一個崇拜“性”的宗教。

  回到1909年。弗洛伊德和榮格在七個星期的美國之行中為對方解夢。弗洛伊德做的一個夢——榮格認為不適合公布——榮格要求弗洛伊德提供更多的私人生活的細節,以便他作出更好的解釋。弗洛伊德滿懷疑慮地看著他說:“我可不想拿我的權威性來冒險。”榮格說:“這時刻,他便完全失掉其權威性了。這句話深深地熔進了我的腦海里,隨之而來的,我們的關系的結束便已可預見了。弗洛伊德已把權威性置于真理之上了。”

  其實,榮格自己也沒有公布他的許多夢。在1913年和弗洛伊德的關系破裂之后,榮格陷入精神崩潰的邊緣,各種神靈和妖怪出現在他的夢中。他用畫筆把夢境紀錄下來,一直持續到1930年。榮格在這一時期建立和豐富他的心理學,稱之為“分析心理學”,以區別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榮格把這些手稿收藏起來。直到他去世之后40多年,只有很少人見過這些圖畫和文字。一位研究榮格的學者用了兩年多時間說服保管榮格遺產的他的外孫,《紅書》才在2009年首次出版,立刻登上美國暢銷書榜。

  在和弗洛伊德互相釋夢的時候,榮格做了一個夢。他在一座陌生的兩層樓里。他在二樓看到老式家具和珍貴名畫,滿意地認識到這是他的家。他沿著樓梯下到一樓,室內陰暗,一切東西都顯得更加古老,可以追溯到15或16世紀。他打開一道厚重的門,走到地下室,發現一個有拱頂的美麗房間,磚墻是古羅馬的,地板是石片鋪成的。他在石板上看到一個環,拉動這個環,石片抬了起來,一條狹窄的石階通向更深的地下。他走下去,到了一個從巖石里鑿出的低矮洞穴。洞穴地上是厚厚的塵土,散布著骨頭和陶片,像是原始文化的遺物。他還發現兩個頭骨,年代久遠,都快要碎了。這時,榮格醒了。

  弗洛伊德對這兩個頭骨特別感興趣,他反復追問榮格的想法。榮格知道他想得到的答案,便撒了一個謊,說頭骨是他的妻子和妻妹的。弗洛伊德很滿意——不是他的,榮格沒有表現出“弒父”的愿望。榮格說,那時他結婚不久,并不希望妻子死去。但只有這個答案才不會讓弗洛伊德懷疑。

  這個夢給了榮格啟示。他要深入地探究他的一層層心理結構。1912年,37歲的榮格發表《里比多的變化與象征》(后來版本的書名是《變形的象征》,也譯為《轉化的象征》),對“里必多”(libido)作出超出“性力”之外的解釋,用這個詞表示普遍的生命力。這本探討無意識的書是榮格建立自己的心理學體系的第一部重要著作。

  Libido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欲望,可以是各種欲望,如求知欲。基督教哲學家圣奧古斯丁(354-430)在《論自由意志》中用libido指貪欲,其中包括淫欲,不過他也在中性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弗洛伊德用libido表示性欲,有時也用eros,古希臘語的“性愛”。精神分析學意義上的libido經常被翻譯為“性力”,在漢語中就成為Shakti的同義詞。在梵文中,“性力”(Shakti)的意思是原初的宇宙力量,這個創造的力量是女性的,如同天地之母。印度的性力派(Shaktism)崇拜多位女神。藏傳佛教密宗主要來源于性力派,也有苯教以及道教的成分。

  榮格在寫《里比多的變化與象征》的時候壓力很大,他知道這本書將導致他和弗洛伊德的分裂。

  其實,榮格并不排斥心理分析學中的性欲學說。在《對死者的七次布道》(1915年)的第五次布道中,他說:“男性的性欲更多是肉體,女性的性欲更多是精神。男性的精神更多是天國,通往闊大。女性的精神更多是肉體,趨向渺小。”榮格以此發展出阿尼瑪和阿尼穆斯的概念——分別是男性之中的女性因素、女性之中的男性因素——也因此推崇中國的陰陽學說。在1929年(弗洛伊德仍健在)為《科隆日報》寫的《弗洛伊德和榮格之比較》中,榮格說他“并不是要否認性在生命中的重要性”,他要做的是“給性這個泛濫成災并損害所有有關心靈的討論的術語劃定界限,并把它放置到合適的地方”。

  榮格始終覺得有必要說明他和弗洛伊德的區別,表明老師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區別主要在對“性”的看法上。在《科隆日報》的這篇文章中,榮格說:“弗洛伊德所說的性、幼兒期快樂,它們與‘現實原則’的沖突以及亂倫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他個人心理的最真實表述,是對他自己主觀觀察到的一切的成功闡釋。”這一點得到后來一些學者的認定。

  榮格還說:“弗洛伊德的 ‘超我’概念,不過是在心理學理論下偽裝的鬼鬼祟祟地走私由來已久的耶和華形象而已。”這句話表現了榮格從宗教和神話解釋心理的學術路徑,未必是對弗洛伊德的恰當批評。

  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理論都被認為不是科學的,然而,基于試驗的心理學卻失去了迷人之處。在這樣說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忘記,弗洛伊德和榮格都是開業的心理醫生,有豐富的臨床經驗。榮格警告:“精神治療師絕不可使自己的視野染上病理學的色彩;他絕不可讓自己忘記,生病的心靈是人的心靈——盡管是有病了,卻也在無意識中擁有人的全部心靈生活。”這個“全部心靈生活”沉淀為集體無意識。榮格說:“自我之所以生病,就是因為它與整體斷絕了關系,并且不是同人類而是同精神失去了關聯。”人類是古老的。榮格指出,弗洛伊德的一個缺點是僅僅把精神過程上溯到父母。

  弗洛伊德常常和他的追隨者和支持者鬧翻。他在1927年寫的自傳中說:“1911年到1913年期間,發生了兩次脫離精神分析學的運動,領頭人物是以前曾在這門年輕學科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和C.G.榮格。這兩次脫離運動來勢不小,一下子就有大批人馬跟隨而去。”

  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出生在維也納郊區,1895年在維也納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后成為一名眼科醫生。他是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隨者之一,也如同其他的早期追隨者一樣,是一位猶太人。阿德勒也因為反對弗洛伊德的性理論,在1911年第一個脫離精神分析學。他在另立門戶之后,創立“個體心理學”。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1932年)在中國很受歡迎。第二次“脫離精神分析學的運動”就是榮格在1913年帶領的。

  弗洛伊德正確地指出,阿德勒和榮格發現,他們即使不拒絕精神分析學的材料,也能夠擺脫他們反感的性理論。弗洛伊德說:“如榮格試圖從抽象的、非個人的和非歷史的角度,對精神分析學所占有的材料重新解釋,以期不必再去認識幼兒的性生活和俄狄浦斯情結的重要作用,不必對幼兒階段作任何分析。”“非個人的”大約指榮格提出的“集體無意識”,但是,自從在《對死者的七次布道》中提出“個體化”之后,榮格把自我作為意識的核心,直到最后都堅持這個觀點。“非歷史的”的所指不容易理解,因為榮格把“集體無意識”的歷史上溯到人類之初,而且重視文明史在無意識中留下的深深印跡。

  弗洛伊德認為,阿德勒似乎走得更遠。他說:“他(阿德勒)全盤否定了性的重要作用,認為性格的形成與神經癥的形成,根源都在人的權利欲,以及對補償體質低下的需求上。”阿德勒的“權利欲”來自尼采的“權力意志”,“體質低下”則是構成他的另一個概念“自卑感”的因素,產生于兒童對成年人的依賴。1920年,他在維也納教育學院成立兒童指導中心。阿德勒因心臟病死在弗洛伊德之前,讓弗洛伊德感到欣慰。

  毫無疑問,阿德勒和榮格是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礎上發展他們各自的理論。弗洛伊德在自傳中對他們的出走輕描淡寫,只用了兩小段文字。他在第二段的最后說:“現在(他寫自傳的時候),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可以明確相告,上述這些反對精神分析學的企圖已經收場,它們沒有給精神分析學造成任何損失。”“反對精神分析學”顯示出弗洛伊德對學生獨立發展的不包容。

  雖然弗洛伊德表示阿德勒和榮格德離去沒有損害他的精神分析學,但兩位最有才華的學生先后離去,仍然使他難堪。他說,這兩件事“常常被人們用作攻擊我的材料,說什么這是我獨斷專行的證據,是我大難臨頭的征兆”。他羅列一個仍留在他身邊的跟隨者名單(其中一位后來也因觀點分歧離開了弗洛伊德),然后說:“我倒想替自己說幾句話,一個心胸狹隘、自以為是的人,能夠始終抓住那么多有學識、有水平的人嗎?更何況像我這樣沒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了。”這樣的辯解有些蒼白。

  彼得·克拉瑪在《弗洛伊德傳》中說:“弗洛伊德不懂得判斷人品,也是一個紕漏百出的政客,榮格顯得不夠穩定且自私自利,弗洛伊德仍信任他,交付他種種權力,期待他會絕對忠誠。”榮格的自私大約是可以確定的,從他堅持要求妻子艾瑪接受他的情人這件事上可以看出來,那時榮格還在跟隨弗洛伊德。他在離開弗洛伊德之后陷入困境,妻子幫助他,并且學習他的分析心理學,后來還出版了著作,受到好評。

  克拉瑪還說:“后來,榮格陷入精神崩潰,又與另一名精神病患發生關系,最后在納粹時期,還投機地涉入反猶太活動(榮格曾寫下‘雅利安潛意識比猶太潛意識更具潛力。’)”“另一位精神病患”是托尼·伍爾夫,在薩賓娜·施皮爾賴因之后成為榮格情人。伍爾夫在治療期間幻想懷上了榮格的孩子。精神病人會發生“移情”——把對生活中重要人物的感情轉移到治療醫生。榮格的“反猶”大概不能成立。那時對極權主義還沒有預防針,在瘋狂的環境中,榮格難免會陷入納粹的詞語陷阱之中。當然,這不足以為榮格開脫。但應該注意到的是,榮格說的“雅利安”和“猶太”很可能是特指——他自己和弗洛伊德——不是廣泛的反猶。

  弗洛伊德遇到過移情。他曾經被女病人抱住,當時正好有人走進房間,他才得以解脫。實際上,“移情”這個詞是弗洛伊德用在精神分析學上的,英譯用的是Transference,指(情感的)轉移。榮格著有《移情心理學》(1946年),英譯用的是Empathy(在想象中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另外一個人,另一個定義是能夠理解別人的情感)。這兩個詞的詞義有一些差別。醫生應該把移情的真相告訴給病人。榮格不能抗拒美麗女子的移情,違反了職業道德。

  弗洛伊德把他的學說建立在“性”之上,他的性道德卻是無可指責的。他自己說,他在40歲之后就不再有性生活。他有六個子女,小女兒在他39歲那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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