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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的“日本經驗”

2017-12-18 09:45:00 來源:經濟觀察網 作者: 徐瑾

  一

  “你完全是一個鄉下人”。

  社會學家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對身邊一位年輕的研究助理如是說,理由是他從來沒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過。這樣如何理解美國社會?她對他的建議是在謀求教職之前,應該去海外,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一番。

  這是1950年代的美國,這名助理叫“埃茲拉”(Ezra Feivel Vogel),剛剛獲得哈佛社會學博士。正是弗洛倫斯這些話,啟發了他的兩年日本之行。隨后他還去了中國,在美國和東亞之間穿梭,寫了不少關于這個地區的著作。他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傅高義”,在其爆得大名的《日本第一》之前,還寫過不少著作,其中一本從人類學視角聚焦日本中產階級。

  《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的誕生過程,就是傅高義如何去到日本的故事。由于弗洛倫斯的建議,傅高義決定去了解其他文化。在獎學金的幫助下,他和妻子蘇珊娜選擇了日本。雖然他們對于這個國家研究并無背景,但邏輯出發點很簡單,日本和美國雖然都被認為是工業化國家,文化卻完全不同,過去如此,今天似乎也如此。

  《日本新中產階級》 【美】傅高義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7年5月

  1958年到達日本,是傅高義和當時的妻子蘇珊娜第一次出國。他們第一年時間主要在學習日語,精神病學家土居健郎博士和其太太八千代提供了不少幫助,不僅安排傅高義夫婦住在隔壁,而且充當了導師角色,樂于給傅高義夫婦解釋關于日本與日本人的一切。

  學了一年日語之后,傅高義夫婦開始進行田野調查。他們找到了一處理想的社區,開始自己的工作,選擇了六個家庭,每周進行訪談,為時一年。這個社區最開始在書中為了隱私舍棄真實名字,以M町代替之,很多日本人看到書都詢問是不是寫他們,后來才透露是位于千葉縣。這些細節既表示傅高義作品本身的生動,也無意間揭示了日本社會的同質性。千葉靠近東京,依靠便捷的地鐵,迄今仍舊聚集了很多在東京上班的工薪族。

  日本中產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商人,另一類是大公司的雇員,所謂新中產階級主要是指后者。工薪族尤其是大公司的工薪族是日本社會的主流或者說中產階級中堅力量,日語中“sarariiman”來自生造的英文單詞“salary man”(工薪族)。雖然這一詞匯或者這類人在戰前已經出現,卻是在戰后才真正得到重視,他們無論經濟實力還是地位都得到社會最多認可,直到今天,年輕人渴望加入大公司不僅是尋求經濟上的可靠,更是尋求一種社會認同的生活方式。

  1950年代時,隨著日本公司的壯大,上班族也在擴大,他們的妻子也可以在家作全職主婦。這一典型日本家庭制度模式在今天已經是常識,但在傅高義夫婦觀察的年代,這種模式還算是新秩序。傅高義夫婦敏銳地注意到這點,也目睹這一模式從M町擴散到全日本。

  《新中產階級》主題所描述的是1950年代末的日本中產階級生活,從家庭內部以及家庭外部等因素揭示了日本中產階級生活的橫斷面。不可否認,這些記錄和今天日本中產階級可能已經有了很大不同,無論觀念還是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傅高義夫婦和這幾個日本家庭保持了友誼。此后三十年中,盡管夫妻已經分道揚鑣,但是他們始終不斷重返日本或者在美國與這些日本家庭聚會,這些持續接觸更新了他們的研究。

  1950年代日本中產階級處于轉變的十字路口,生活水準正在追趕西方。按照傅高義當時的觀察,M町這些家庭或許剛剛開始買他們的第一臺電視機,卻還買不起一輛汽車。此刻,他們對于美國生活方式仍舊是仰視和學習態度。再晚一些,1960年代之后,M町居民可以負擔自己的汽車以及出國旅行,或許仍舊贊許美國模式,但是已經決定選擇日本生活方式,其民族自豪感提升很快。

  等到1980年代,日美力量的對比改善更為明顯,M町居民相當富足,生活水準已經追趕歐美水平,對工作壓力的抱怨開始出現,個人主義廣泛興起。一個有趣的典型案例是食品,蘇珊娜記得1950年代M町的冰淇淋冰多奶少,但日后M町有成員抱怨哈佛附近的冰淇淋店沒有一家趕得上M町水準。

  日本中產階級從1950年到1980年代的變遷,其背后最大驅動力是日本經濟的崛起,在這些記錄中不僅可以看到日本中產階級興衰,也為中國中產階級的路線提供參考。隨后的故事發展,大概大家也清楚,從“日本第一”的年代再到泡沫的幻滅,日本迎來“失去的二十年”。

  二

  至于傅高義本人,則從此與亞洲結下緣分。他1960年代回到哈佛,在1963年發表《日本新中產階級》,備受關注之下,他的研究一直沒有離開亞洲。日本之外,傅高義也關注中國,并在1973年訪問中國。1970年代末,他重返日本,寫出了《日本第一》。

  有的書名氣太大,屬于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太會去讀之列,《日本第一》大概也在此列。《日本第一》見證了一個時代的開始,也見證一個時代的結束。這本書成名多少在于其主題,甚至名字。

  1980年代日本經濟崛起,日本成為世界關注要點,《日本第一》在世界尤其日本風靡一時。但是隨后日本經濟陷入低迷,世界對于日本興趣降低,對這本書的關注降低,甚至出現了不少批評。對于外界批判,傅高義表現比較坦然,甚至2000年再度出版一本新書《日本還是第一嗎》(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在重新審視日本模式之余,他重申自己當年是為了美國民眾而寫。《日本新中產階級》某種程度有點類似《日本第一》的前傳或者序曲,呈現方式更為學術更為微觀。如果沒有1950年代的田野調查,傅高義對于日本的理解不會那么深入。這些接觸不僅讓傅高義夫婦理解日本中產階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關鍵是讓他們走進普通日本人的世界。傅高義日后寫作主題擴大到企業、國家與外交等宏大主題,主角變為政治偉人,但是他的關注角度始終包含普通人的想法。

  我對于日本經濟深感興趣,在2017年東京訪學主題就是中日經濟對比。在日本,《日本第一》仍舊是人人皆知的著作,但和當地朋友聊時,他們或多或少有些面露尷尬,或許是當下的悲觀讓他們對于當年的輝煌有些不堪回首。

  重新讀完再版的《日本第一》之后,感覺雖然成書幾十年了,結論不談,其背后的方法論還是頗有可觀之處。整體上,傅高義是典型的哈佛學者,研究重大受關注課題,人也很有能量。他對于日本當時優勢背后隱藏的劣勢也看的清楚,尤其制度變革與社會結構方面,窺到日本體制諸多弊端。

  傅高義始終強調,這本書重點在于,日本經驗對美國的意義,自己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雖然這曾被外界認為是對于預言落空的托詞。不過,站在四十年前來看,可以更容易理解傅高義的用心。對比日本對美國全盤跟蹤與保持學習的態度,美國對日本態度往往是俯瞰與輸入,二者之間的不對稱性導致了美國對于日本成就要么視而不見,要么充滿恐懼。傅高義當時的寫作,大概有著喚醒美國人的作用。

  多年后看,雖然部分判斷有誤,尤其經濟方面對我啟發不大,但有不少富有洞察力的觀察,脫離了文化比較似是而非的窠臼。

  三

  追溯日本離不開歷史視角。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開始現代化之旅,炫目的成功之下,仍舊無法掩飾一個特點,從傳統社會和到現代社會時間極其短暫,類似改革三十年的中國。雖然日本人學習海外素來有一往無前的勇氣,但期間各種劇烈變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等在時空轉型中壓縮在短短時間之內,遺留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在日后不斷發酵,無論是大正時期的暗殺成風,還是昭和上半截的軍國主義,抑或日后經濟中的集體主義。

  回看日本現代轉型歷史,轉型前和轉型后不應該割裂,但是過多強調文化尤其傳統文化可能并不那么正確。如果認為一個國家始終由文化決定走向,罔顧現代化過程中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諸多努力與巨大變化,這顯然有問題。譬如《菊與刀》是人類學分析典范,也是日本研究的必讀之作,但是這本書是戰爭時期產物,過分強調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低估了特殊性背后的一般性。

  中國人說起日本,總是慚愧地表示我們對日本了解遠遠不如日本對中國的了解,這話說得漂亮,似乎成為知日或者知中的慣常認識起點甚至政治正確。

  不過反過來說,這話只說對了一小半,尚未觸及更大的真實。日本對于中國的了解,有歷史與學術傳統,日本國內的中國研究在專注度與數量上,對中國的日本研究是壓倒性的;當然水準也參差不齊,對于中國誤判也不止一次。國人不了解的國家恐怕不只限于日本,原因看似中國國民性,其實和中國當代學術發展有關,這話遠了。

  四

  外國人對于日本的了解,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類是立足本國(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看日本,這往往是國內日本傳播者的最大弊端,結果往往是粗糙的比較與草率的結論;再高一點是努力做到立足日本看日本;而更高層次,其實應該做到跳出本國和日本看日本,以新鮮的第三方眼光看日本。

  傅高義兩本寫日本的書,《日本第一》雖然是立足美國看日本,導致觀察與結論存在偏差,但是因為有跳出美國和日本看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作為底本,傅高義的思考和寫作始終高于同儕,在直接對比和超越對比之中做到了平衡。

  近年來,和不少美國、中國朋友交流中發現,隨著中國崛起,不少人似乎覺得世界中心除了美國就是中國,倫敦已經不是中心,日本更是往事。我們過去有不少批判美國普通人對于世界不關心,以美國為中心的思維狹隘,但是時代一換,即使受過良好教育的一些朋友也難免陷入同樣的思維慣性。“中國中心”和“美國中心”比起來似乎是五十步一百步,似乎接受了美式教育的同時也接受了美式的狹隘,畢竟,僅僅了解一兩個國家其實很難真正了解世界,文明的可貴就是多元與復雜。

  傅高義之所以去日本,既有弗洛倫斯的一語點破,也和他一貫的訓練有關。他深信人類學的價值,“理論和方法來來往往,但優秀的民族志卻亙古長存,因為它會作為身處某一特定歷史時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畫卷保留下來”。這個意義上,《日本新中產階級》作為一本優秀民族志,無論時代更迭,熱點起落,在日本研究中始終不可忽視。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弗羅倫斯的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弗羅倫斯的話讓我想到諾貝爾獎得主奈保爾的思考,“這個作家的看法是以什么為基礎?他了解哪些別的世界,他把哪些其他經歷帶進他的觀察方式之中?一個作家要是只了解這個世界,他怎么去寫這個世界?”

  從這個意義上,具備日本、中國甚至東亞與美國比較視野的傅高義作品,本身比起只了解一個國家的書籍具備歷史的穿透力。這,或許也正是我們今天還在閱讀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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